所謂自媒體，就是公眾基于互聯網科技而與全球信息體系相連之后形成的一種可以自行提供、分享他們自身事實與新聞的途徑。所謂網絡輿情，就是公眾在互聯網上對現實生活中自己關心的各種事務所持有的情緒、態(tài)度、觀點、意見和建議的總和。顯然，自媒體時代網絡輿情具有許多傳統(tǒng)媒體輿情所不具有的特點，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主體的多元化。自媒體網絡把所有人都變成了出版發(fā)行人，每個公眾都可以擁有自己的傳播工具，都可以擁有自己的傳播內容，都可以成為信息的源頭，碎片化、全天候的“人人即媒體”出現。

 

　　二是影響的廣泛性。由于自媒體具有即時、互動、連通等特征，在互聯網通達的地方，自媒體的傳播是空前的，公眾在自媒體網絡上發(fā)布的信息和表達的心聲可以在極短的時間內被放大，任何一個小范圍的事件，都有可能通過自媒體網絡迅速傳播，最終成為社會乃至全球關注的公眾事件。

 

　　三是表達的開放性。自媒體網絡的擬態(tài)環(huán)境和匿名性特征消解了傳統(tǒng)媒體傳播過程中對信息的控制權，使公眾擺脫了角色、身份等的限制，公眾可以接收四面八方的信息，不再接受被一個“統(tǒng)一的聲音”告知對或錯，傳播者和受眾的界限消除，公眾從“旁觀者”轉變成為“當事人”，公眾可以從獨立獲得的資訊中對事物做出判斷，可以采用更加直接、輕松而非委婉的方式參與各種事務的討論。 也就是說，自媒體網絡給公眾提供了一個更加自由、開放的平臺，便捷的信息獲取手段使得自媒體時代網絡輿情更加可以反映民聲，更加可以推動公眾參與社會生活。然而，在自媒體網絡環(huán)境里，輿情有時會泥沙俱下，在自由、開放的背后，也隱藏著重重危機，主要表現有：

 

　　一是表達的非理性。自媒體網絡的擬態(tài)環(huán)境使公眾開展社會交往和信息交流的方式發(fā)生了巨大變化，然而，與傳統(tǒng)媒體相比，網絡傳播的信息量非常大，面對驟然放大的輿論表達權，公眾在表達觀點、宣泄情感的過程中，容易出現從眾心理，容易輕信傳播內容，“情緒化問題”和“情緒型言論”較多，沖動、急躁、偏執(zhí)、專橫，不加分析地試圖把對社會的不滿都通過自媒體網絡的形式發(fā)泄出來，把在自媒體網絡的非理性發(fā)聲當作緩解精神壓力的方式，網絡主體的責任意識缺失。例如近年來富豪、明星、醫(yī)生、教師、城管等“網絡黑五類”的出現，一定程度上就是被公眾非理性地“標簽”和“污名”的結果。

 

　　二是傳播的不可控性。在自媒體網絡上，公眾利益表達更加自由，這給興趣相同或思想觀點一致、希望參與到一起討論的公眾提供了可能。然而，一旦某個話題聚集了相當多的人時，就會出現“輿論爆炸”，話題涉及的問題就會被放大，摻入的“沙子”也就越來越多，事態(tài)的發(fā)展也就越來越不可預測，尤其當渲染信息在自媒體網絡上傳播時，就會強化和擴大公眾對社會的不滿，激化社會矛盾，出現網上群體性事件，對社會穩(wěn)定造成威脅。

 

　　三是內容的虛假性。真實輿情必須基于事實，然而，由于自媒體時代網絡輿情缺少傳統(tǒng)媒體的過濾程序，擬態(tài)環(huán)境的匿名性、網民成分的復雜性和“去中心化”的傳播致使信息不斷產生裂變，巨大的信息量導致信息的篩選越來越艱難，經常出現虛假甚至是惡意信息，欺騙公眾、誤導輿論。尤其當意見領袖濫用話語權時，通過對輿情的“操控”，煽動網民情緒，形成強大的輿論壓力，試圖把“謠言”做真做實，給社會帶來了嚴重負面影響。

 

　　因而，自媒體時代網絡輿情是一把“雙刃劍”，自媒體網絡所構成的虛擬社會既可以真實地反映現實社會，也可以扭曲現實社會，造成對現實社會的沖擊，因而，需要對自媒體時代網絡輿情進行引導，尤其在當下，開展這一引導尤顯緊迫和必要。這是由于，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提供的最新統(tǒng)計報告顯示，截止到2013年6月底，我國網民規(guī)模已達5.91億人，互聯網普及率已達44.1%，但網民結構嚴重失衡，從年齡看，40歲以上的網民僅占19.8%；從學歷看，大專以上的網民僅占20.3%；從職業(yè)看，學生群體規(guī)模最為龐大，占比達到26.8%。也就是說，我國的網民結構呈現偏年輕、偏低學歷、偏學生的特征。當代社會雖然是一個強調個性和主體意識的社會，但對于這些正處于價值觀形成階段的年輕的、低學歷的、學生群體而言，很顯然，仍然需要通過對自媒體時代網絡輿情的引導，為他們的成長成才創(chuàng)造一個更加健康的環(huán)境。

 

　　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了創(chuàng)新社會治理體制的改革任務。而面對復雜的自媒體網絡環(huán)境，如何做好輿情的引導呢？

 

　　首先，把自媒體網絡輿情納入制度框架和法治軌道。當前我們越來越強調制度設計，越來越強調法治國家，對于自媒體網絡輿情來說，也不例外，理應也該納入制度框架和法治軌道。長期以來，我們過分注重“人治化”，運用壓制性的管理手段，社會治理的制度設計滯后，法治內涵缺乏，最終導致行政命令大于法律法規(guī)、執(zhí)法執(zhí)紀隨意化等問題，嚴重影響著自媒體網絡輿情事態(tài)的發(fā)展。因而，要加快制度設計和立法進程，以制度思維和法治的方式不斷夯實網絡輿情引導的制度和法治基礎，通過把網絡輿情納入制度框架和法治軌道，引導網民增強制度意識和法治意識，自覺主動地把行為納入制度和法律許可的范圍，這也是引導區(qū)別于以往管理、控制而作為新的治理手段的題中之意。值得強調的是，要進一步落實網絡實名制和問責制，對網絡推手、網絡造謠者尤其是惡意信息的制造者要追究其法律責任，對網絡名人的博客、微博、微信等，要予以重點關注，發(fā)現虛假信息或不當言論，應強制干預等。

 

　　其次，政府公務人員要自覺加強“輿商”建設，提高引導能力。自媒體網絡給傳統(tǒng)的公共管理帶來了巨大挑戰(zhàn)，正在改變著現實的政治生態(tài)。站在自媒體網絡信息快車道上的公務人員，如果缺乏“輿商”，就難免力不能及。為此，作為公務人員，應該轉變思維觀念，主動加強“輿商”建設?？梢哉f，輿商作為一種新型的公務智慧和公務藝術，已成為公務人員在“數字化”時代生存必備的能力。所謂“輿商”，按照舒紹福的說法，就是面對媒體和公眾輿論考問，恰當地發(fā)表見解，理順輿論話題，優(yōu)化公共關系的智慧和能力。也就是說，公務人員應把學習、掌握和使用現代網絡技術作為基本功，把通過網絡了解民情、體察民意、匯聚民智作為新的聯系群眾的方式，學會用網民和廣大群眾能夠接受、樂于接受的語言和方式進行交流，積極主動地參與其中，不僅要學會把握網絡輿情的發(fā)展規(guī)律，根據輿情的關注點，主動設置議題，還要使公眾了解政府的作為、知曉事情的真相，化解公眾的負面情緒。說到底，就是在自媒體網絡輿情的治理中貫徹密切聯系群眾原則并以此來提高政府公信力。這其實涉及到能否避免“塔西佗陷阱”的問題，即能否通過這一新的密切聯系群眾的形式，提高政府及公務人員的公信力，扭轉“好的政策與壞的政策都會同樣地得罪人民，無論說真話還是假話，做好事還是壞事，都會受到公眾的質疑和批評，認同度較低”這一現象。在現代強大的自媒體網絡輿情面前，傳統(tǒng)的處理輿情問題的封、堵、躲、壓等手段已走向了死胡同，公務人員唯有切實做到真懂新媒體、會用新媒體，善于與新媒體打交道，由被動轉向主動，不斷加強“輿商”建設，才能提高引導網絡輿情的能力。

 

　　再者，主流媒體要擔當起網絡輿情引導的重任。主流媒體要緊緊抓住自媒體網絡的發(fā)展趨勢，贏得網絡輿論引導的主動權。一方面，主流媒體要積極走進群眾，主動設置一些貼近網民、貼近生活、貼近實際的議題，吸引終端上的公眾參與到公共話語的交流中，在交流中引導，讓主流、權威、真實的聲音占領公眾意見市場，使自媒體網絡輿情真正代表廣大公眾的心聲，起到過濾作用。另一方面，媒體尤其是主流媒體作為引導輿論的風向標，傳播信息時不要先入地帶有色眼鏡或偏執(zhí)，更不可有意引導公眾偏離正常思維軌道，要提高認識、分析和看待問題的能力，要講黨性、講政治、講觀點、講時機、講技巧，要顧全大局，要謹慎選擇報道的口徑、范圍和內容，要嚴格報道紀律，要堅決克制過度營銷行為，要時刻牢記自己的社會責任和價值取向，要及時對不良信息進行規(guī)制和對網絡謠言進行澄清。主流媒體千萬不能錯位、缺位，千萬不能讓正面的宣傳引導邊緣化。只有這樣，才能推動自媒體網絡從引發(fā)社會不穩(wěn)定的源頭轉變成弘揚社會正氣、通達社情民意、疏導公眾情緒的重要陣地，真正發(fā)揮維護社會穩(wěn)定的建設性作用。

 

　　最后，塑造公共理性文化，培養(yǎng)理性網民。文化帶有基礎性、持久性的影響。在自媒體時代，為了實現網絡輿情健康的常態(tài)化，政府、社會組織等要合力對公共文化進行理性的塑造，建設全社會普遍認可的價值理念，對公眾開展切實的公共理性和公民責任教育，培養(yǎng)公眾的包容、規(guī)則、誠信、妥協等意識，合理合法地表達心聲，爭做理性網民。也就是，通過塑造公共理性文化和培養(yǎng)理性網民，提高公眾的認同度，使公眾認識到網絡傳播的不僅應是知識，更應該是素質，以此形成正能量占先的自媒體網絡環(huán)境，不斷夯實社會治理體制建設的思想文化基礎。

 

　　自媒體時代的網絡輿情日益成為影響社會穩(wěn)定的重要因素，而穩(wěn)定是改革發(fā)展的前提。正如不穩(wěn)定很大程度上是人為制造的，實現穩(wěn)定也需要人為創(chuàng)造，也需要引導?，F在，自媒體網絡輿情已開始實質性地介入到國家的政治社會生活，需要綜合制度法治、“輿商”能力、媒體擔當、理性文化等方面來實現對網絡輿情的引導。網絡輿情屬于虛擬社會，而虛擬社會是對現實社會的反映，網絡輿情是現實輿情在網絡上的延伸，探討的仍是現實社會的問題，如不解決現實問題，再完善的引導機制也只能是治標不治本。而這里強調引導，就是在說社會治理體制建設要跟上社會治理結構和社會治理基礎的變化，網絡輿情引導要與社會轉型力度相匹配，實現現實社會與虛擬社會治理的統(tǒng)籌，這自然是在全面深化改革的關鍵時期創(chuàng)新社會治理、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必然要求。